小说创作的成绩冠于新时期文学之首。它丰富而复杂，想用任何一种固定的坐标测出它的整体态势都是异常困难的，只好把它限制在本学科领域中，选择一个适当的参照系，在比较中抓住它的基本特征。

　　和当代文学以往小说的主题单一、倾向集中的普遍现象相比，主题思想的活跃无疑是新时期小说的重要特征，随着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进程，作家们的思维触角伸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且延伸到民族历史生活的纵深层次，形成阶段性迅速更迭的主题现象。不仅如此，主题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常常突破了题材的限制，同一主题的作品间意向交错的复杂现象举不胜举。这样复杂的主题现象，要从外部形态上进行归纳只能是现象的琐碎罗列。二十世纪的系统论方法提示我们，文学作为一个活动着的系统存在，在其内部结构中，各分散的主题间一定有着内在和普遍的联系，揭示出这种联系以达到宏观描述的目的，就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新中国年轻的生命历程，是一部曲折艰辛的历史。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发展着的新时期小说，不仅以其多姿多彩的形态炫人眼目，而且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多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新时期小说正是在这个时代主要矛盾的运动中发展深入，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展示出丰富的主题，以及这些主题中纵横交错的复杂意向。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则是人们以不同的标准在对各种文化的择取过程中，存在于小说诸多分散主题中的普遍联系，也就是内在的同一性。我们称它为基本主题。

　　上篇

　　从社会政治的批判到民族文化的思考

　　——小说主题由表及里的演进进程

　　新时期小说是在历史的巨大苦乐中孕育，在时代的阵痛中分娩的。小说的主题从一开始就与整个民族的脚步频率相同。《班主任》只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文化的最显层次的表现。随着社会生活由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到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小说的基本主题逐渐由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发展到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如果依着一个模糊的时序，以代表性作品的出现为标志，兼顾这个主题作品的高潮时期，可以看到作家们的思考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社会政治的批判与民族文化的思考。

　　社会政治的批判

　　文学复苏之始，小说分担着整个民族批判极左政治的重大使命。作家们的思想随着政治批判的轨迹作惯性运动。刘心武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班主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篇作品透过表面的政治混乱，把主题从一般的政治结论深化到民族精神的内伤，表现出作者独到的思考，显示了文学开始较为独立地履行自己认识人、表现人的职能。随着《班主任》的出现，社会问题小说风靡文坛。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把这一时期政治批判的主题由一般的社会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刻敏感的领域，触及到现代迷信的尖锐课题，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对人民情感的残酷摧残。《伤痕》的出现和1978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此后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重新评价，有着直接的联系。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由此大批涌现，一般称之为“伤痕文学”。从“问题小说”到“伤痕文学”，小说主题对一个时代政治的批判，大都以文化或精神现象为中心，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重要变化。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这个主题阶段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也最为表面化。愚昧发展为极端的残酷和野蛮，文明也表现为极度的脆弱与无力。假恶丑的强大与真善美的弱小，形成了这一时期小说中最畸形的美学现象。这无疑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在小说艺术中的集中反映。

　　在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3月的《乔厂长上任记》具有特殊的意义。作者率先触及到经济体制的重大社会矛盾，把小说主题由一般文化层次的政治批判，推进到经济基础的政治思考。由此开始，许多作家开始自觉地思考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形成小说主题思想落点的第一次明显转移。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基本主题，在这个题材的作品中，表现为互相关联的两个层次的矛盾：首先，广大农民和其它城镇劳动者基本的生活权力、物质需求和“四人帮”一伙推行的假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其次，人民自身的精神矛盾，即代表历史进步积极动力的美好生活愿望与作为历史进步消极惰力的自身弱点的冲突。第二个层次冲突的揭示，使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水平大大提高，标志着具有时代特征的、蕴含着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农民观念的成熟。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中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价，作家们沿着前两个阶段性主题的思路进一步追溯极左政治形成发展的历史，循序渐进，逐步形成了“反思文学”。它成熟的标志是高晓声发表于1979年9月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在这个阶段范围的主题中，积累着前两个阶段的内容。政治文化、政治经济，浑然一体地表现为民族当代历史的完整过程。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基本主题，表现为民族进步的历史要求、人民善良的生活愿望和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力量的冲突——首先是极左的政治，其次是小生产的落后意识。在这个阶段性演变的小说主题中，多数作品的思想落点都没有超出政治批判的总范围。但从政治历史反顾的主题开始，许多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不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层次，而注意到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民族精神心理的弱点。由此，一个新的阶段性主题孕育成熟。

　　民族文化的思考

　　现代化的步伐振动了民族固有的生活秩序，引发了社会意识的分化。1979年底1980年初开始，作家们对社会的思考已经不限于政治批判，而涉及到民族整体生活方式中更广泛的文化意识。这是民族历史任务的转变在小说主题中的反映。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就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和与这个要求不相适应的自身文化因袭之间的冲突，从而推动了小说主题的大幅度转移。

　　在政治批判主题的作品中，作家们常以传统的伦理原则为武器，鞭挞政治投机分子。张洁发表于1979年底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首先表现了政治正义感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分裂。这个主题高潮中的多数有影响的作品，都倾向于对旧的伦理观念的批评。在对旧的社会伦理意识批判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新的社会伦理理想的探索，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在社会伦理阶段的小说主题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复杂。关键在于作家们对文明的理解发生了极大的分歧。但以其总体趋向来看，主要表现为人们正当的生活权利、美好的感情及精神的追求，同陈腐落后的封建伦理意识和鄙陋的社会偏见之间的冲突。

　　文化积习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落后性总是较为明显，而且易于被人们认识。只是历史的倒退，使一些陈旧的东西又以新的形态死灰复燃，才会在历史的转机中，出现再批判再认识的文学主题潮头。而落后的意识深入人们心理的影响，则不那么一目了然。所以，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作家们对民族文化思想的再认识，便由显性的观念形态的层次向隐性的心理层次推进。于是，就出现了始于1980年延续到1983年，至今仍有作品出现的社会心理主题。这个主题成熟的标志是叶之蓁发表于1980年的《我们建国巷》。这篇小说代表着社会心理主题小说创作的基本倾向。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社会心理的主题阶段，表现出两个层次丰富的内容。其中首先是民族进步的历史要求和那些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丧失了历史合理性、落后保守的社会心理的矛盾；其二，则是在还不发达的现代都市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的客观限制，引起的人们心理的冲突。以第一种冲突最为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的基本矛盾。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则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严格地说，社会伦理和社会心理是很难截然划分清楚界限的。对陈腐的伦理观念、落后的社会心理形成原因的深入思考，形成了对民族文化思考主题阶段的又一个重要分支，即社会风习主题。古华发表于1981年的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是社会风习主题成熟的标志。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社会风习阶段的主题中表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首先是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它生成的落后习俗与现代的科学文明之间的冲突；其次，是变动的生活中，物质的初步文明和精神愚昧之间的冲突；其三，则是与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两种文化中善恶形态两极的交叉冲突，也包括现代生活方式中落后的现状自身的矛盾。通过对小说主题发展的粗疏分析，不难看出新时期的小说主题，从政治的批判到民族文化的思考，经历了由狭义的文化(政治文化)开始的回环演进之后，发展到大文化的领域。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表现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对民族生存方式由表及里的自省过程。

　　从民族文化的思考阶段开始，小说主题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且愈演愈烈，至1983年以后，几乎看不到那么集中且迅速更替的的主题现象。这是因为1983年以前的八年是民族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变期，长期的政治动乱和思想禁锢，使经年积累的社会矛盾集结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在政治的变动和思想启蒙中重新恢复了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首先关注那些迫在眉睫的主要问题，小说主题的集中就成为必然。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熟，已往的文学观念在这个过程中蜕变发展，社会审美心理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原有的危机性社会矛盾的逐渐克服，生活又以人们从未体验过的速度不断涌现出新的矛盾，整个民族在历史阵痛中迸发出的情绪格外复杂，为文学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小说主题的分散也带有必然性。

　　这是又一个文学作为艺术的自觉时期。在主题越来越分散的小说创作中，不仅负载了越来越沉实的社会人生内容，也包含着多种主体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形成以自己对世界的理知与认识，以自己的情感方式铸造的独立艺术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主题的分散正是新时期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

　　（季红真，女，1955年生，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4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研究人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